【文学相对论】罗智成VS. 胡晴舫(五之四)文学 是否应该介入政
在文学创作中,我最珍惜的是自由自在的书写;最警觉的是,为了精确表现与传达,你必须坚持诚实──不是为了道德而诚实,而是为了自我意识、为了不自欺而诚实……
●胡晴舫:
胡晴舫。 图/胡晴舫提供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当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价值信念进入公共对话领域,无可避免涉入政治。作为一名写作者,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只是像石匠专注磨光一块玉石一样来来回回,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不厌其烦、持续不断,翻转整理试着清晰表述自己以及其他人类的思绪与情感,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没有意见。事实上,对世界有意见是他唯一的责任。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论》出版之后,解决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入世还是出世的困境。然而一个文学的人,与社会学家、政治学者、社会运动分子或许信仰同样的价值,接近世界的方式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我这代人经历冷战、美丽岛事件、解严、学运、民选总统、换党执政、总统下狱等等,可说在一波波社会运动中长大,虽然我分享并强烈认同一些运动价值,也满怀希望能以我的方式帮助社会进步,但我很年轻时便发现自己对任何政治组织以及政治动员感到强烈不信任,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权力,无论是实质的政治职位或动员群众的魅力,我就开始对此人保持警惕。
由于文学背景、戏剧的训练,我习惯每次只看一个人,关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不从大时代去看他,我从他去看大时代。我把他个人化,将他从芸芸众生中单独分出来,还原他一张只属于他的独特面孔。我真心相信每一个灵魂皆独一无二,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星座学很蠢的原因。当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量化,使用数据,将人类像超级市场货品一样分类建档,利于市场分析、浓缩民意成一个性感的概念,文学更要抗拒这种论述快感的诱惑。就像美国黑人作家寇慈(Ta-Nehisi Coats)说的,「我们活在一个目标导向的时代。我们的媒体语言充满对一切事物的热点评论、大创意、宏伟理论。然而,很久以前我便拒绝这时代各种形式的魔术」。
历史永远在滚动,时代总是在变动,许多伟大可敬的社会理念之所以变成一场可怕的社会灾难时,皆因为以个人名义发起的集体目标最后凌驾了个人,遗忘了个人,终至不惜践踏个人,为了完成一幅空洞的历史图像。革命、运动,观念革新、社会进步,都是我喜爱的字眼。但,文学拉住我的胳臂,强迫我转头,推我背向历史逆风而行。他们在乎他们完成了什么,我在乎他们是否牺牲了什么。站在历史前头的伟人不缺我的注目,留在历史后面的尸体却极需我的关注。
从小说家左拉高呼「我控诉」到近代花神咖啡馆那一群文人,法国作家建立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独立于时代噪音之外,自愿担任社会的精神嚮导。就像古早欧洲矿工进入空气汙浊的矿坑工作,总要带上一只金丝雀,金丝雀对瓦斯敏感,只要闻到一丝丝瓦斯味,立刻高声啼鸣,发出警讯,矿工得以逃离虽然肉眼暂时还看不见却正汹汹来袭的危险;这个写作的人,这个叫作作家的人,就是社会的金丝雀。他用他的本能、他的直觉、他的整个存在,努力让他的社会安全。五四文人就是当时民国的金丝雀,其中鲁迅最着名。我喜欢使用金丝雀的意象,也是因为我认为文学作家毕竟追求美,人类情感最纤细的枝枒。再黑暗腐败的矿坑,他依然敏锐捕捉最微小的光,借用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现实生活中,我介入政治的方式只是一张选票。但,在我的文学想像中,我以各种方式全面介入。而我的目的地也是我的出发点,即一个人。这个人的形象,是我检验所有我的价值的终极标準。
●罗智成:
罗智成。 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许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文学本身没有该不该介入政治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书写、表达、论述或表现的工具,至于作为作者的你,要拿它来做什么是你的选择。
文学本质的讨论是实然问题,作品应不应该如何是价值判断,是应然问题。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呈现主观的差异性,没有强制性。
任何人在文学艺术上的主张都不能强加于别人,你不能强迫别人去写(去看)你想要的作品、主张这个道德或那个价值的作品、介入政治或不介入政治的作品。在这个範畴里,你的主张只能靠自己的创作或理论来实践或推动,就像其他作者也在用自己的创作或理论来表达他们的主张一样。
你当然可以批评。说:「为什么你的理髮店没有我要的耕耘机?为什么你表达困惑跟犹豫的作品里没有我要的愤怒跟伤心?」但你无法阻止他照自己的想法写作。
至于政治,本身就十分複杂,在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里,也有极为不同的意义。在有些地方,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国族认同、宗教信仰的角力;有些地方,是生存发展、人道人权、大是大非的议题;有些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政治已上轨道,也有许多管道来表达、行使个人意见,政治在人民生活中的强度和影响力相对小很多。而抱持新马观点的论者,觉得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多少带有政治意涵,或无一不可用政治概念解释。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感慨于我们的公共论坛总是在讨论二位数以下的加减法,甚至认为此时此刻的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提高政治素养,不宜只是洁癖式地标榜我们对政治的疏离、无力与无知;但通常我会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参与。一方面,我在文学创作中有太多的探索还没有完成,还来不及拿它来谈政治,除非跟人性或文化有关係;一方面,在创作初始,我在营造自我的「作者想像」时,就赋与他较为易感、较为疏离,或更具个人风格、内省特质的定位;另一方面,我所预设的读者(我的「读者想像」?)在我的作品中所期待的,无论哪种主题,往往是一种更为人性、更为根本,甚至超越偏狭政治的观点。
我自己作为读者的更多时候,常被政治书写中某些关乎人性的深刻思维所感动,像很好看的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也偶尔会被某些过度简化、过度亢奋的作品,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再一方面,当代华人的政治环境太複杂了,我们是一个受过伤的民族,在许多时候,我们书写政治不是为了客观的是非,而是寻求看似客观的表态——对于我们过去的光荣与委屈你够不够自豪、够不够同情,总是在字里行间一再被检视,一再被期待。我一直认为「客观心智」是国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但是我所目击的,是一个非常「自族中心」的社会,难以对话,或讨论敏感议题的社会。
在文学创作中,我最珍惜的是自由自在的书写;最警觉的是,为了精确表现与传达,你必须坚持诚实──不是为了道德而诚实,而是为了自我意识、为了不自欺而诚实。一旦介入政治主题,你就得筹备好你谈论政治的正当性,筹备好某种「自己人」的身分或证据;在文学创作上,我没有意愿去成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的「自己人」,因为它会剥夺掉我在文字间逍遥悠游的许多乐趣。
但是即使如此,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还是会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政治的蛛丝马迹。最多最多,我只能说: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政治始终不是我的主要创作动机。
下周一《文学相对论》预告
罗智成 VS. 胡晴舫
离地与落地
敬请期待!
- 上一篇:【青春名人堂】原因
- 下一篇:【台积电文学沙龙现场报导】重武装创作者的祕境剧场